今天，广州某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件，被告人是被害人的亲生母亲，她下手杀了自己的孩子。

“我儿子出生于年，我照顾了他46年，他是早产儿，大脑发育不良，还有软骨症，不会说话，生活不能自理。”

“当他长大到三十多岁时，大脑衰退加快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后来臀部肌肉萎缩，连坐都不能坐，只能常年卧床，后背都长了肉疮。”

“他很痛苦，我也很痛苦。”

“一直都是我来照顾他，我很辛苦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担心自己先他离去。”

“一个星期前，我思想斗争了很久，产生了喂他吃安眠药、让他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弄死他的念头。”

当这位83岁的母亲，在法庭上说出这样的话时，旁听群众无法不为之动容落泪。要让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，是多么的惊悚，多么的不可想象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健康、快乐的成长呢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呢？

但是这位特殊的孩子无法满足一个母亲的愿望。

“把他生成这样，是我自己对不起他，害他受苦。我宁愿自己犯罪，结束了他痛苦的人生，好过他生不如死。”

“我的大儿子是正常人，但我也不能把他交给我的大儿子照顾，不能让大儿子承受如此大的负担。”

“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没有嫌弃过他，也没有放弃过他，只是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起照顾他的重担。”

被告人的儿子、儿媳及部分亲属向法院写求情信，希望对被告人从轻处理。连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亦称：“被告人的行为法不可恕，但却情有可原。”

法院当庭宣判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“虽触犯法律构成犯罪，但其悲可悯，其情可宥”，最终法院决定对黄某某予以减轻处罚，并适用缓刑。宣判后，控辩双方一致表示对该判决没有异议。

毋庸置疑，这是一份既不失法度又充满温情的判决，感谢广州法院在冰冷的法律下，给民众一份温暖的判决，为我们的法治增添了一分人文关怀，为我们的仁义礼智信文化传统做出了新的诠释。

在刑事审判实务中，常遇到一些虽触犯严重罪名，但存在值得同情或可原谅情节的案件，如何处置此类案件在实践中常有争议。此类案件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，但应区分具体情节，不应按照普通犯罪来处理，应当从宽处罚，甚至是不认定犯罪。

司法程序的启动，本身就是一个对行为人惩戒、教育和改造的过程，已彰显了刑法之目的，揭示了法律之威严。未必一定要不加区别的贴上“罪犯”标签，或施以严刑峻罚。对此类犯罪的从宽发落，既折射司法刚性背后的柔情，又考验司法机关的智慧。

“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性质中产生出来的”，这是那个闻名遐迩的法国人让?雅克?卢梭说的，他说过一万句超级深刻的话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是那一万句中最最深刻和最无可辩驳的。

中国自古就有“恤刑”的传统，“哀矜折狱”之风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传承，深深的影响了中华民族，这也是中华法系最杰出的法制贡献之一。

在传统儒家看来，“仁”是个人道德的最高理想，其基本涵义是仁慈、礼让和友爱，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，“礼”不光是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，还是日常的行为规范和指南。“仁”与“礼”的结合，实际表征出来的正是一种“善与公正的艺术”，这位古罗马法学家——塞尔萨斯论唯一给我震撼的话语。

法院的判决既要体现现代法治的平等精神，也要契合传统文化的情感需要，不但要追求形式上的正义，更要实现实质上的正义。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，为了满足那种呼之欲出的情感宣泄，还需要牺牲法律的通常形态，寻求一种符合大众情感的处理方式，而不是生搬硬套冷冰冰的僵硬法条。就如同公园大妈打气球案，按照现有法律，判刑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全国人民能答应吗？能符合人民群众的感情吗？

一个国家法律文本所体现的意志，与普通民众的情感并非完全一致。传统中国的报应主义思想，很明显与现代法治思想中的反对私力救济相冲突；传统中国的亲亲相隐、大义灭亲等为情感和道德所支持的行为，往往也为现代法治所摒弃。

在传统中国，可以通过“同居相隐不为罪”、“亲亲得相首匿”等制度设计来为那些情感上的正义寻找出路和归宿，以此来对抗法律的否定评价。但进入近现代，上述制度被驱逐出官方的法律文本。

文字性的制度可以轻易通过法律的修订从文本中抹去，但是作为制度基础的社会客观情势和人类情感、传统却无法抹灭，如果情感上的正义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和宣泄，社会又能靠什么维系下去呢？

回到开篇的这个案件，羁押她，给公众的心灵关上一道冰冷的门；放了她，还社会道德一个温情的通道。

老爹有说法，有理有法有人情、有趣有料有逼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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